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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比较与思考:费孝通“天人合 一论”与人类学“本体论转向

2019-11-22 17:47:31 来源:蔡官康通网

近年来,国内外社会人类学家批评了人与自然或自然文化对立的世界观,特别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和“本体论转向”。以前,社会科学中的大多数问题都与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有关,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导致了“没有和谐的和谐”。这些新的建设性批评都主张重建文化-自然意义上的“和谐而不和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我”是“整体的人”和“容纳他人的自我”。通过对“我”范畴谱系的考证,我们可以重新发现人与自然双关的“广义人文关系”的内涵。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就,主流的透视图继承了西方批判世界观的许多类别,实际上是一些静态本体论观点的代表。中国以行动为基础的“生与活”传统,可以为“重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填补一个巨大的空间,也可以为新的自我整合人类学做出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人与自然的和谐;本体论转向;万物有灵论;自然文化;社会人类学

作者简介:王明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100871)。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费孝通先生将“文化意识”的概念带入了理论研究的新境界。到2002年,92岁的费孝通写了一部充满时代感的手稿——对文化理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这份手稿不长(少于8000字),但涉及的主题很重要。费实与他通常关注的“发展”相反,致力于返璞归真,开拓新领域,探索古代文明对现代科学(尤其是包括社会人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重建的重要启示。费孝通的问题主要是一些优秀的西方学者也关注的现代人生观和世界观。这是一种“西方文化中突出的功利追求”和“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对现实和认知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反思与西方人类学家对西方人性论比较宇宙学的反思,以及目前西方学术界所定义的“人类世”不谋而合。鉴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深刻影响,一些学者用这个词把我们的时代称为新的地质时代。它所使用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钱穆对天人合一世界观的解读。从某种角度来看,这种世界观可以说是“生态文明”概念的基础(我认为,这是一种东方乐观主义的“后工业时代”,取代了西方悲观主义的“人类世界”概念)。

当费孝通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统一时,后现代主义的尘埃已经在西方人类学中尘埃落定。在此期间,许多新生代人类学家参加了旨在思考自然与文化关系的知识运动,并提出了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论相当的命题。菲舍尔致力于揭示的现代西方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中的“人胜于天堂”的信念,也受到南美洲和欧亚大陆西端以“本体论人类学家”为身份标签的学者的批评和相对揭露。他们使用不同的词语、方法和例子,但方向与费孝通的相同。在“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时间”的视野得到拓展后,人们关注的问题也是如何在文化理论中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称之为自然-文化关系)。新一代“本体论人类学家”特别注重研究不同于现代西方自然文化对立的其他宇宙观。他们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就,被认为是学科的“本体论转向”。

这篇文章是一篇评论。本文将以费孝通手稿中描述的思想为主线,联系人类学“本体论转向”的主要观点。接下来,我将比较这些不同的观点,并期待不同的宇宙学传统(尤其是中国的“生命与生育理论”)对新“共同关注”(即在自然、人和自然文化的意义上保留差异的同时寻求共同点的关注)下的自我他性-物质-自我整合的新人类学的可能贡献。

费孝通:文化意识下的天人合一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费孝通转向了现代的传统思维。回顾他的学习经历,他表明,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末,历史似乎已经消化了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并走过了用西方文化取代东方传统的道路。结果,我们逐渐失去了文化中的“自知之明”。针对这一严重问题,范老提出了“文化意识”,主张回归传统(“美无处不在”),以开放的态度从自己的文化中重新审视“人类价值”(“美中之美”)。他认为,以中国文化为榜样的非西方传统不仅包含滋养社会的重要价值观,还包含有助于解决世界问题的智慧。其中,“和而不同”的思想不同于西方文化对差异的恐惧和排斥(来自自我普遍主义的信仰),对于克服“世界战国”(民族主义时代)和“文明冲突”的深刻危机,创造“和谐共处”的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费孝通在贯彻这一思想的过程中,注意到了近代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巨大变化,并将其思想记录在《文化理论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一文中。

文章开头,费孝通概述了清末以来中西文化关系的线索,指出在新的文化潮流中,有许多知识分子关心自己传统文化的未来。然而,自近代以来,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具有“注重引进西方文化的家庭研究传统”,出于选择或需要而从事新的研究,从而无意识地使天人关系成为一个“深奥的谜”。他坦白承认,他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跟随老师吴文藻先生,“以引进人类学方法创建中国社会学为使命”,致力于“在西方学术研究中运用功能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建立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社会学”。这是一个被称为“中国社会学学派”的研究团队,但其学术目标是“向西方现代人类学学习”。它的方法论是实证主义,而实证主义源于将人与自然分开的科学。换句话说,他的学术阵营追求中国化,但他实际上是在中国复制西方人与自然的对立。

对于功能学校,费孝通说:

这所学校的特点反映了西方文化对生物个体的重视。所谓的文化概念,归根结底就是“人造的,人造的”四个字。“人造”意味着文化是由人类创造的,也就是所谓的人文世界...我们视自然为我们使用的对象,因此我们视文化为“人造”和设施,“征服自然”也被视为人生奋斗的目标。

功能学派用“人为”和“人为”来“反对个人和自然”,这正是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表现。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学学派”急于寻找进入中国社会的便捷途径,并寻求其真实面貌和不断变化的法律。因此,他们不假思索地将这种方法背后的文化价值观带入中国。功能学派所依赖的文化价值观既是功利主义的,也是个人主义的,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个人主义”。正如费孝通所说,在这种价值观下,“我们的人文世界被理解为人类改造自然世界的成就,因此不仅反对人文世界和自然世界,也反对生物人和自然世界。这里的“人”也被现代西方文化解释为“个人”。对于这种“人”,费孝通在文章的第二段解释道,“人”这个词在这里确实是指西方文化中强调的利己主义中的“自我”,而这个词“自我”并不等于生物人,更不等于社会人,而是服务于一切的“个体”。"

费孝通早在1948年写《乡土中国》时就对“吉”一词进行了系统的解释。然而,当时费孝通的“自我”不同于他在新世纪初所说的(见下文注释)。

《中国农村》解释了“差别秩序模式”的概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这本书聚焦于“吉”这个词的社会属性。“差序格局”是指中国社会的理想结构。今天大多数学者喜欢给这个概念一个结构性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微分秩序模式”通常被定义为一个以“自我”或“主体”为中心的环形关系网络和纵横交错的等级秩序)。然而,在阐述这一概念时,“本土中国”不时追溯到“人”(“自我”)的范畴,它与结构是对立和互补的。费孝通在书中明确指出,“差序格局”是“自我”的“自我”。

费孝通关于“自我”的论述是在基督教与现代性中个人与群体二元对立的背景下展开的。在这些讨论中,“自我”作为社会群体的对立面而存在。正如它在一篇文章中所说:

在这个灵活的网络中,“个人”随时随地都以“自我”为中心。这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利己主义。个人对群体说话,但分子对群体说话。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的概念,这意味着同一群体中的所有成员都享有平等的地位,个人不能侵犯每个人的权利。一方面,这是一个宪法概念,这意味着组织不能消灭个人,但只能控制个人愿意放弃的一部分权利。这些概念必须首先假设群体的存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这样的东西,因为我们只有自我主义,所有的价值观都是自我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自己”大致相当于法国编年史学派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民族学的指导者之一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在《中国农村》一书写之前十年提出的“人”(法语、英语)的概念。莫斯指出,“人”的概念存在于古今不同的社会中,但严格意义上的“个人”——特别是独立、不可分割和完整的个人——是现代西方的独特发明。作为神圣存在的主体,它源于基督教的道德价值观。在现代,基督教的神的存在理论进一步演变成形而上学的思想和行为。在“个体”范畴完成进化之前,“人”有其个性,但人的个性不纯粹是内在的,也不是一个完美整合、不可分割的个体。相反,在不同的文明中,它与现代西方人通过不同渠道认为的外部性的各种因素密切相关。

到2002年,费孝通对“自我”的提法不同于他在《中国农村》中提出的与西方“个人”相比较的概念(这个概念接近西方“个人”,莫斯试图从社会史的角度梳理出来)。费孝通认为,作为个体的这种“自我”是西方文化的核心概念。理解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尤为重要。正如它所说,“在东方的传统文化中,‘自我’应该被‘约束’,也就是说,应该被抑制的对象。只有克制自己,才能恢复礼仪,礼仪是一个人进入社会并成为社会人的必要条件。自我提升和自我否定可能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关键”。与东方思想不同,西方科学在其发展历史中有一种“自我促进”传统下的偏见,即“反对人与自然”,“强调文化是人为的和人为的,人成为主体,自然成为主体支配的客体,夸大了人的作用,甚至有一种倾向,认为文化是人类利用自然实现自己目标的成果”。费孝通指出,“这种文化价值观把征服自然和人类征服自然的决心视为人类奋斗的目标。推动文化发展的动力在于它对人们生活的效用。文化是人们用来达到生活目的的工具。人们使用仪器。它的存在取决于它是否对人类有益。这是现代西方的文化价值观”。

19世纪,现代西方思想中有一种相对可取的观点,例如,“达尔文的进化伦理学肯定了人类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接近人与自然的统一。然而,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在成为基础科学知识(常识)后,立即“被人们的利己主义所压制”。从那时起,“进化论强调自然选择的一个方面,也强调文化是利用自然的一种手段。由此产生的功利主义甚至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征服自然和利用自然已经成为科学目标。因此,对自然物理方面的研究几乎覆盖了西方的科学领域。”

20世纪初,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一些反功利主义的思想。对此,费孝通提到芝加哥学派领袖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对当时欧美社会学对人的精神部分的忽视深感担忧”,还提到谢尔盖shirokogorov“煞费苦心孤立地研究人类精神文化”。对费希尔来说,所有这些都表明优秀的西方学者具有非凡的反思能力。他们意识到把人和自然分开的科学不是“真正的科学”。然而,费孝通指出,不幸的是,虽然其中一些学者拒绝“以精神本质文化为科学研究对象”,但他们无法扭转西方学习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总趋势,也无法改变人文世界中自然科学主导研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局面。费孝通先生认为,“忽视精神文化是文化理解上的一个错误,至今尚未完全改变。这个错误揭示了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对立这一基本观念的文化背景。这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基础。

费孝通主张,在新世纪,只有中外学者共同努力,限制人与自然对立世界观的扩展,他们所寻求的知识才能造福世界;为了使这种共同努力成为可能,我们必须首先纠正“人”和“人”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文化观。两种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文化都把文化视为满足个人自然需求的“工具”(马林诺夫斯基·[·布罗尼斯劳·马林诺斯基),费孝通先生自己翻译的《工具》是文化定义的创始人,但事实表明这种“文化”并不存在。费孝通基于派克和施罗果的论点以及儒家的“心理学”,指出人类作为高等动物,确实在原始生物的基础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演变成了不同于其他生物类别的“动物”。然而,促进人类成人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能接受外界刺激的”神经系统。这个系统使人们能够“获得有意识的印象”,“能够通过持续保留印象而成为记忆,并且能够将之前和之后获得的印象连接成理解外部事物的概念”,以及有意义的符号,例如语言和单词。这个概念和符号系统有一个“社会共识”,可以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使人们能够相互交流。正是“社会人”的心灵可以通过符号进行交流。费孝通指出,“社会人”是人的一般本性,不同于西方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中“与自然相对立”的“自我”。“社会人”的本质特征是它的生命实际上不是由生物的生命周期决定的。作为一个有机体,人们像其他有机体一样生存和死亡,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所创造的文化具有超越个体生命的特征。“文化的社会性利用了社会继承的模式,即生物的不均衡生活,从而可以超越生物的生与死的规律,有自己的生存与废除的历史规律。这就是人文世界,也就是文化的历史性。”

文化作为人类的一个特殊特征,不仅是社会性的,而且是“社会人的集体创造”。它也是在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本质上并不与自然对立。因此,可以说,“当人文世界开放时,每一个创新的组成部分都是由社会通过个人自然素质的积累和与自然相处而形成的”。

费孝通在人与自然关系领域中关于人文世界生成的观点,不仅呼应了莫斯对爱斯基摩人个性和集体性季节性分布的研究(Moss,2014),也呼应了他的同伴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对努尔在生态时代结构时间增长的研究(Evans-Pritchard,1940)。此外,还有与比他大8岁的美国人类学家史都华(Steward)的重叠(史都华通过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生态学、人种学等学科的综合知识提出,社会系统不是自身产生的,而是在特定族群对其自然环境的适应中形成的,起源于资源利用模式)。

然而,费正清关注的不是几代西方人类学家为之奋斗的社会形态、自然秩序理论和文化生态。对自然的适应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但与此相比,费希尔更关心的是社会人类学的传统问题,即群体与自身之间的不同界限。

如果社会人类学的理论可以大致分为马林诺夫斯基的“个人主义”模式和涂尔干的“社会学”模式的分化和结合,那么也可以说,到费孝通完成对人与自然对立和个人功利主义世界观的批判时,他已经摆脱了马林诺夫斯基“个人主义”的束缚,成为一位包含涂尔干“社会学”因素的思想家。然而,利用西方学校来定位费孝通显然是不准确和不公平的。一方面,与其他社会学思想(如[·马克斯·韦伯的思想)相比,费孝通与涂尔干思想的接触只能被视为间接的。另一方面,即使他有一个接近“社会学”的概念,它也主要来自儒家哲学中的“仁”的概念,而证明这个“学说”是否正确并不是他的研究目标。如图所示,他“强调对文化社会性的新理解”,因为它“能帮助我们调整文化价值观”。那么,应该调整哪些文化价值观呢?他明确表示,这是在西方人文价值观中传播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他承认,从过去的历史来看,利己主义个人主义“200多年来为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做出了贡献”,但目前,基于这种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对立的基本观点“引起了自然的反抗”。环境污染“只是大自然对我们征服自然的傲慢企图的小小抵抗的一个例子”。在破坏环境的同时,也有大量“以牙还牙”的仇杀,如“9·11”事件,以及多种形式的“不平等战争”和高科技战争,这些都“符合中国严格避免“以暴易暴”的古老戒律”。

在“天人对立”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世界观给社会人类世界和对人类产生至关重要的“天”(自然世界)带来许多严重灾难的时候,与西方文化价值观形成鲜明对比的天人关系理论必须成为一种必须恢复的世界观。费孝通表示,他“忍不住从钱穆强调的对“天堂”与“人”关系的理解中思考东西方文化差异”,并补充道,“这样的思考也让我感到有点突然的关联”。从钱穆先生的论述中,费孝通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一直强调《易经》。《周易》主要是关于阴阳统一成太极。太极是我们现代所说的宇宙。两者的统一是一个基本公式。”“天人合一”是这种世界观的表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指“反对”人与自然的对立,反对以功利的态度对自然进行无休止的片面改造,以满足人类的需求,倡导人类尽可能地适应自然”。这既是世界观,也是“对生活的基本态度”。费孝通认为这是他的一位老师潘光旦先生提出的“岗位教育”观点:“岗位教育”是“中庸之道”。对立统一,一分为二,一分为二,从而达到阴阳合一,形成太极古训”。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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